申请者者可以通过明确档案系统的种类来描述档案，描述其跟该机关的关系，或者要求所有的关于他的档案。

行政职能的转变、行政工作重心的转移和行政管理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一些新的行政法议题将进入制度前沿,成文立法也因此进入新的更新周期。行政改革与法律保留行政改革措施与法律保留的关系,是确定我国行政法治范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改革是行政机关变更既有制度的重要理由。

法国公法学者莱昂·狄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变迁也就是法律的变迁。行政法的肇端国法国至今坚持行政法渊源的判例法,除了体制和历史原因以外,主要的还是行政事项复杂、变化迅速,不可能用成文法予以囊括。在常规情况下,法律保留的原意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有明确的立法依据和正式授权,法律不禁止不等于是法律允许的,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只有当一个适合我国情况的行政法法律渊源体系形成,行政法范围和法律保留才有足够的测量标准,行政法治的进程才能有更准确的预期。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行政改革经常表述为先行先试权,与既有制度的法律界限经常定位于所谓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并得到司法系统的支持2004年国务院关于合法行政的上述规定,是一个严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基本权利的底线性政策承诺,而不是行政法治的发展蓝图,更不是限制法治的规定。这种监督和批评是公民为了制约所委托的权力的一种必要措施。

[19]置于中国的法律语境下，这种倾斜保障批评权的制度立场除了基于一些现实的考虑之外，还有宪法上的依据。两种解读的关键区别在于对宪法第41条但书的适用范围的理解不同。这一障碍应当设置得足够严格，不容易被越过或突破。同时民主观念认为，广大公民对于影响到他们利益的公共决定都有发言和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权力。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应仅仅化约为普通公民的选举权。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概括地说规定了表达自由。

第一，出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心理，国家工作人员不愿意在法庭里亲自面对作为被告人的批评者，与批评者辩论。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公民，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刑法并不惩罚所有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仅仅惩罚其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从长远来说，这种干预并不有利于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反而可能会形成一种舆论干预司法的传统。

本文的解释和讨论透露出一种制度立场。它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国家公权机关对这些关键表述理解得不够准确，运用存在偏差。这一宪法规定并非仅仅强调可批评这一点。

实行举证责任置，是基于举证便利和司法效率的特殊考虑，且应由法律特别规定。诽谤性不等于损害后果，严重诽谤性也不等于严重的损害后果。

发抒性言辞旨在表达内心的感受、情绪、态度等。就诽谤罪而言，动机、手段、影响都不宜列为诽谤罪的定罪情节。

[8]所以，刑法有关诽谤罪的规定旨在惩罚损人名誉之谣言的始作俑者。在信息广泛分散的情况下，公民的批评可以使许多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浮出水面，为公众进而为法定监督机构所关注。为了保障公民有效地行使他们所拥有的批评权利，宪法第27条第2款还施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的积极义务。普通公民经常处于国家权力的支配之下，是国家管理的对象，甚至就像卢梭夸张的说法一样，等于零。进而言之，严格地解释第246条的原文，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之间是和字而不是或字，说明只有当诽谤行为同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可对之提起刑事公诉。问题还要从内部的根源处去解决。

但是如果被告人提出具体的事实主张，就应为该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如果不能够提供优势证据，该事实主张就不成立（但是这不意味着被告人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的罪名是否成立，还有赖于控诉人的证明）。在这一方面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和做法。

在开庭审理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提供(d) (e)两个方面的证据。它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诽谤言论的可信度＝诽谤者的社会信誉度／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诽谤性言论的捏造水平在诽谤性言论的捏造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诽谤者与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的比值愈大，则言论的可信度愈高，反之，二者的社会信誉度比值愈小，言论的可信度愈低。

第三，在诽谤罪诉讼中，如何看待被告人的证明行为？按照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被告人声称无罪，是无需证明的。控诉人自忖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可以不提起刑事诉讼，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

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保密义务意味着不能把举报内容加以传播，调查职权意味着对举报内容不能信以为真，只有在履行了必要的调查程序后才能做出决定。[14]当然，在刑事诉讼中也不是没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可能性，例如在巨额财产来源罪案件和非法持有型犯罪案件（例如控诉被告人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枪支、毒品）。[20]为什么说宪法强调对批评权的保障呢？在宪法权利中，批评权享有一种特别受保护的地位吗？这要把批评权放在宪法的语境中、联系其他相关条款来分析。

这样的话，宪法上的批评权利就会受到不当的限制。也就是说，借检举、控告之名陷害他人，应负法律责任，而过失地提起不实的控告或者检举，不负法律责任。

为自己的事实主张提供证据，这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被告人的证明义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其辩护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需要结合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来理解涉嫌诽谤的言论。

第一个特点关涉到一个宪法条文，即第41条。这种关系从第246条的但书可以看出。

注释:[1]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诽谤罪定得狭隘，批评权就可以扩大。第三，公众关注和舆论压力对于案件的处理来说也是一种干预。[5]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来看，传统上诽谤法中作为抗辩事由的真实仅包括客观上的真实，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不仅包括客观上的真实，还包括主观上的真实。

第二，即使能够得到媒体曝光，由于公众对同类事件的关注会产生疲劳，不可能维持同样的强度，一些错误案件没有机会得到纠正。对于公诉人而言，不仅需要证明自诉人所需要证明的一切内容，而且还应证明被告人的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就行为表现来看，诽谤罪表现为两种不可或缺的行为：捏造与散布。尽管单看诽谤一词，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的主观状态，[7]但是刑法把捏造事实与诽谤他人结合起来规定，把捏造事实作为诽谤他人的方法，而捏造事实总是故意的，那么诽谤他人就是故意的了。

在现代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由于人数太多而不能亲自行使权力，不得不把权力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承认他们的诉求，那么几乎所有针对国家机关的批评都可能被转化为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并面临诽谤罪的威胁。